—在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公司热点2013年年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刘海年

各位代表图文解析、同志们,大家好!

    按照大会安排和受孙琬钟常务副会长委托,在年会闭幕之际,我在此作一总结发言。本次年会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召开的。按照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结合董必武的相关著述,年会以“法治中国与深入司法体制改革”为主题。大会开幕式上,任建新会长发表了书面讲话,孙琬钟常务副会长致开幕词,中国法学会林中梁及天津市的有关领导作了致词。大会开始前一晚上,召开了常务理事扩大会,杨瑞广副会长报告了2012年年会以来研究会的工作。上述讲话、致词和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为开好年会奠定了基础。年会安排紧凑,发言踊跃,讨论热烈、深入,开得很好。关于分组会讨论的情况,刚才四位代表已分别作了汇报,我不再重复。以下几点看法僅作为补充。

 一、过去一年研究会的工作成果丰硕

自2012年年会以来,研究会除召开在京会长扩大会,传达中国法学会常

理事扩大会精神,对所布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贯彻落实之外,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第一,继续编辑《董必武文集》。杨瑞广等同志按2011年印出的一、二册征求意见稿返回的意见进行了订正;对董老建国后已发表和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稿进行了整理。计划将其与已出版的《文集》、《选集》合并编为《董必武文集》第三、四册。这样,董老建国前后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基本收集齐备,出版后既能为研究董必武思想提供基础文献,由于董老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也将为研究党史和近现代史提供重要史料。

第二、编辑出版了《学海纪航——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十二年画册》。大家已经看到,画册中收集了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和老同志参加纪念董老活动的照片,收集了研究会从成立后历次重要研讨活动的照片,还收集了纪念杨秀峰、陶希晋等为我国法治建设曾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导同志活动的照片。研究会驻会会长和从事日常工作的同志对研究会的活动及图片作了文字说明,吕伯涛副会长为画册题写了书名聚焦公考,吕副会长既是一位大法官、法学家又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 

第三,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同志的提议,经研究会讨论通过,决定详情分析设立、评定颁发了“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董老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奠基人,他的思想、道德、文章和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贡献已名垂青史。以他的名字设立青年法学成果奖,将会更好地激励青年学者、公务员以董老为楷模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第四,设立并启动了“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课题”。经自愿报名和认真评定,有七位同志获得了资助。我们相信这一研究课题滚动式运作,必将推动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一步步深入。 

第五,从去年年会大家提交的论文中,选编了《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十二集。《文集》分为“董必武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理念的研究”;“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研究”;“董必武程序法治与司法公正思想研究”;“董必武关于司法队伍建设思想的研究”;“学习董必武法学公司热点思想的体会与启迪”,约75万字,由孙琬钟、杨瑞广主编。它的出版定会对传播董必武法学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起推动作用。

研究会的上述工作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好评。我在这里代表理事会感谢积极参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感谢驻会的孙琬钟、杨瑞广副会长,感谢沈厚图文解析铎、陶晓林副秘书长,感谢周明钱、周小康两位秘书以及李惠斌等同志的辛勤劳动。

二、法治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聚焦公考主建设提供保障 

依法治理国家是董必武的终生愿望。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新中国建立前夕,1948年董老主持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时就提出,“新政权成立后,应由以往‘游击式’的政府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而‘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这就是“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根据需要,在他的主持下,华北人民政府在短短13个月里颁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律和规章200多件。与此同时,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华北,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他指出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奏和雏形。”新中国建立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董老强烈呼吁建立法律和制度。他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成为一个国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格依法办事”,并在具体运作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则。由于董必武的意见未受到应有重视,国家法制不僅未适应形势需要逐渐完备,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已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还屡遭破坏,“文化大革命”中更形成“无法无天”的局面,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严重灾难。“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邓小平发展了董必武的法治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此基础上,1992年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其确立为宪法原则。此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尽管在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以及守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实践情况看,由于国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由于社会矛盾复杂且频发,由于官本位等官僚作风的影响,有法不依现象严重存在,等等,宪法和法律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仍步履维艰。 

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赶上时代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本次年会讨论的法治中国建设,既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完善制度方面的重要内容,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是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法治的核心是宪治,即依宪法治理。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地位,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概括起来一句话,它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中央历来重视宪法和法律的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重申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证明,贯彻落实宪法的各项规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对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凝聚民心, 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贯彻落实宪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从国内或国际形势发展看,都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政治,应予充分重视。 

毋庸讳言,在贯彻宪法和法律完善民主制度方面,我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新中国建立前,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时曾同毛泽东谈及此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通过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跳出周期率,这一回详情分析答是对的。但对民主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民主可理解为是作风,是手段,是制度,是目的。很长时间毛泽东偏重于认为民主是手段。他曾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当然,认为民主是手段并非没有道理,在党的历史上通过民主生活会,解决了许多问题,这种方法现在仍在适用,以后还会适用。但认为“只是一种手段”就不全面了。基于这样非全面的认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为达不同目的,他多次以“民主”为手段发动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实行“大民主”。结果使已制定的宪法和建立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这一宏伟目标,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了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正是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发展,为发展民主和法治提出的新举措和新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僅能使我们的国家永远摆脱历史周期率,而且能为全面建成小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前提是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关键是依法行政、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法治政府;而司法是社会安全、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系改革,加快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此中央《决定》对以下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第一,《决定》重申“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坚持法公司热点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们在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依照中央指示和宪法、法律规定,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样,指示和规定就为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提出了新思路。严格坚持这一原则,杜绝任何组织或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将进一步维护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将提高国家司法的权威。

第二,《决定》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部分,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此问题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很重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系密切,前者是区分合法与违法问题,后者是区分犯罪与非犯罪问题。犯罪的人必然违法且是违反刑法,而违法者并非都是犯罪,他们可能是违反了民事、经济或行政法律。这些可以通过民事、经济调解或行政诉讼加以解决,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由小事演变为大事,推诿给司法机关的案件;也有本属犯罪而行政机关以罚代刑处理的案件;还有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案件。凡此种种,有意无意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行为,既给国家行政、司法资源造成了极大浪费,也为冤假错案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按中央指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将促进依法行政,同时也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助力。

第三,《决定》进一步强调: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此,中央决定:其一,既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其二,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其三,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其四,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强化监督制度,拓图文解析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以上决定,将进一步推进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独立行使检察权规定的落实,为在全社会实现司法公平正义提供更有利的保障。

第四,《决定》对关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人身权保障进一步做了规定,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明确宣布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中央在这几个老大难制度改革上,态度鲜明,决心很大。坚持贯彻落实,一定会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在国内外赢得良好声誉。在多年蕴酿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出了决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采取实际步骤贯彻落实,做好后续工作,如,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如何去法院系统行政化,正确处理法院与政法委员会关系;又如,减少适用死刑罪名,非司法机关所能决定,涉及对刑法相应条款修改;再如,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对某些犯罪人员是否交司法处置,如是,能否以像某些国家那样以简易司法程序处理,另外一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是否交戒毒所,有些需进行矫正的,是交社区还是建立类似以聚焦公考往的工读学校,等等。诸如此类都需要综合考虑,组织相关部门协同解决。

此外,除中央已明确决定的事项,还有随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已经提出或将要提出的问题也应予以考虑。诸如,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带来的法律关系问题;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土地产权变更,城镇选址,房屋拆迁等涉及的利益关系问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问题;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展带来的法律问题,等等。对于已提出或将要提出的必然涉及法律关系并有可能涉及司法的问题,都应未雨绸缪,做前瞻性考虑,才能及时应对,适应发展需要。 

    四、以董必武为榜样,做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详情分析进者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是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确立为我国宪法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多年努力基础上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可靠保障。

但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革命。从历史进程经验和面临的问题看,在这场改革大潮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无论是从进一步完善法律,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制定的法律得到切实遵守,都不无困难。这是因为任何改革都是对原有的限制某种突破,要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我们开会研讨董必武的法学思想,就是要认真读董老的著作,学习董老为人民在任何公司热点条件下都坚贞不渝的品格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学习他那种对法律信仰的精神,做到像中央《决定》指出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社会主义法治领域既要脚踏实地不断探索,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同时也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具体工作和顶层设计中都能做出贡献。

谈到具体工作,大家不会感到图文解析陌生,但说参加顶层设计,有同志可能觉得高不可攀,有点离谱。实际上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学界、法律界的同仁们是做了许多努力的,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在写进中央决议或国家宪法之前,都曾在学界广泛讨论,并正式提出建议。这次中央全会对相关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是吸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在座的孙国华教授上世纪八十代曾作为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的主讲人对法制建设提出聚焦公考看法;九十年代初陈春龙教授关于将“多党合详情分析作载入宪法”的报告,都属顶层设计。还有崔敏教授在中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后,在法学所举办的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提出要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也是顶层设计。当然所谓顶层是相对的,不只是涉及党中央决议和国家宪法的内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法涉及的许多问题都与顶层有关。我们应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解放思想,积极参与。这样才能成为法治中国建设名符其实的推进者。

各位代表,同志们,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2013年年会就要结束了。本次年会的成功,得到了承办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大力支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也给予了大力帮助。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志愿者和公司热点研究会的几位工作人员几天来为会议都付出了辛勤劳动。在年会闭幕之际,我代表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向他们表示由衷感谢!

谢谢大图文解析家!

   

 

    

2014年04月14日

林中梁:在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2013年年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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