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目标聚焦公考是构建法治国家

 

施新州聚焦公考  国家法官学图文讲解院 

 

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董必武依法办事思想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狭窄的,但是如果系统研究其讲话文稿就会发现,其内涵与外延要深广详情得多。董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建设,其内容涵盖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与政党的关系和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一府两院”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各自功能的法制保障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董老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目标是构建法治国家。

一、依法办事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当详情前政治发展影响

董老正式提出其依法办事思想,是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发言中,他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的重要观点,并具体阐述了依法办事思想的基本内涵。结合当前对董老思想办事思想的研究成果,我们首先明确一下其基本内容与价值取向。

(一)依法办事思想的基本内容聚焦公考与价值取向

1.依法办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所谓依法办事,用董老的解释就是,“法只能是办事的准绳,只有从实际出发图文讲解,对事务的本身和它相关联的各方面,加以周密的分析,才能达到妥善办事的目的。”[①]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然而,这一方面的论述仅仅是董老依法办事思想在技术层面的内涵,在运用领域上却是较为广泛的,譬如董老所强调的“党详情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老才提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的重要论断。而对这一层面的理解,我们可以谓之以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层面或价值取向。

2.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取向

基于董老依法办事思想的基本内涵与外延,我详情们可以看到,其价值取向在于法治国家的构建。事实上,这已经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论证,譬如沈宗灵曾指出,“‘依法办事’与‘依法聚焦公考治国’意思上是类同的,但‘依法治国’在更广泛、更高层次、更庄重意义上表达了这一基本意思。”[]王怀安很早就在其文章中指出,“董老讲国家法制时,尽管用的是‘法制’,还没有用过‘法治’二字,也没有讲‘依法治国’。但就董老所讲的‘法制’内容和实质来说图文讲解,已是今天的法治思想了,并为‘依法治国’做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愍才在其《董必武法治思想初探》中提出董老是“主张法治的第一人”。熊先觉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依法办事’是董老法治思想的精髓,是他的治国思想,即‘依法治国’思想”,[⑤]并将之称为董老依法办事的“治国论”。他详情进一步指出:人们长期以来对董老的“依法办事”思想仅作了片面意义上的理解,认为它仅是指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而未认识到一切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即“依法治国”,他还着重指出“这种局限于依法办案,当然是错误的”。[⑥]潘爱国则直接从法治现实(土壤)、法治意识(内核)、法治规范(圭臬)、法治观念(中枢)和法治理想(涅槃)等五个方面论述了董老的法治国家观;[⑦]胡昌泰也认为董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立了法治国家观详情”。[⑧]从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董老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取向就是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生政权打造牢固的法制保障,即要建设一个社会聚焦公考主义的法治国家。

3.依法办事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董老依法办事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他的深厚法律素养和丰富政治阅历及其对法律和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深刻认知。他的这一思想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都是一以贯之的。

早在一九图文讲解四八年十月十六日他在人民政权研究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建立新的政权就自然需要创建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他看来新的政权建立后,“就要求按照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办事。”[⑨]当然,此时的法律是指新的法律,即是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详情志和利益而拟定的。建国后,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聚焦公考政务院第二百〇二次政务会议上作当年政法工作主要任务说明的报告时,他也曾明确指出,“今后如果要按法制办事,就必须着重搞立法详情工作。”[⑩]直聚焦公考到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的系统阐述。董老提到依法办事当然不止这三次图文讲解,而在这三个时间点上提出都是根据不同的政治发展状况而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分别是在新政权和全国人大建立前以及党“八大”),这体现出了董老在根据我国政治发展的进度来把握着对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要求。

(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董老依法办事思想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对我国政治发展的法治方向上。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党的八大的决策的影响,二是对其他中共党人法治思想的影响,三是对当前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影响。

1.对党的八大的决策的影响。董老详情依法办事思想是他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系统阐述的,是他对建国几年来我国政权建设及其法制详情工作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的结果。“董必武同志更对法制建设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以他们的探索成果为依据,八大作出了相应的决策。”[11]这一点从薄一波评价八大的探索贡献中也可以看出来,他认为,除了经济领域之外,董老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在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中是最为重要的,他尤其强调董老“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能做到有法可聚焦公考依'有法详情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可贵的。[12]陈守一和蔡定剑也曾指出“这些理论仍将成为我们今天法制建设的指南”。[13]但是八大的正确决策并为坚持而中道受挫,但这并不影响董老思想的价值,遗憾的只是由于未坚持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过大了。

2.对其他中共党人法治思想的影响

这里我们可以从彭真和江华身上得出结论。董老在主持政法工作时就一直支持彭真工作,彭真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所体现的许多思想是与董老依法办事思想一脉相承的。譬如他曾指出,在宪法和法律已经颁布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按方针、政策办事,而且要按法律办事”,[14]“目前我们已经颁布了宪法,如再按过去那样办事就不够了。必须加强法制,完备我们的法律,才能保障社会主图文讲解义建设的顺利进行。”[15]在谈及党的领导问题时彭真指出,“党领导我们制定法律,党也领导我们贯彻与执行法律,党的领导并不影响独立审判……党的领导是为了保证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完成任务”。[16]江华是继董老之后的又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样也深受董老思想的影响,正如张愍所评论的,“江华的司法理念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董必武关于司法领域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17]董老依法办事思详情想正是通过影响像他们这样的中共党人来影响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的。

3.对当前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影响

庄汉曾在《董必武法制思想与当代依法治国理念之关联》中论述了董老法制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理念的影响。[18]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要求到十二大提出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详情动”的原则,从邓小平将董老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思想发展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到江泽民对董老依法办事思想的高度评价并提出要聚焦公考在深刻领会董老的法制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和完成他的未竟事业”,[19]这都反映出董老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然而,董老未图文讲解竟的事业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未竟事业,从一九九四年提出要实行“以法治国”到一九九六年正式提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这一事业的延续。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战略目标载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到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并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明确写进宪法,这就从法理上明确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法治方向。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执政的具体要求,则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路径详情。这都与董老的依法办事思想息息相关。

二详情、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目标是构建法治国家

之所以说董老所提出的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目标是构建法治国家,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其关于依法办事思想在价值层面的论述,二是董老自身的政治阅历及其对政治反思的着眼点。

(一)关于依法聚焦公考办事思想价值层面的论述

事实上,在历次研图文讲解究会的论文集中,多有研究者对董老关于依法办事思想内涵与外延方面的研究成果。[20] 总结起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在法律与国家的关系上。

法制是一个国家得以维系的最根本的社会规范,董老主张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而且他很早就注意到法律制定和依法办事对新生政权的重要性。解放前夕他就提到这一问题,即“如果没有法律、法令、规章、制度,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呢?”[21]建国七年后他更明确地指出,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其法制就应该逐渐完备起来,否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2]因此我们可以说,董老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较早敏锐地洞察到详情法律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先行者。

2.在法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

董老提出,在法制建设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但同时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也要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他主张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允许有特权阶级存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包括党所领导的详情政府的法令)。这对后来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诚如彭真后来所坦言的,这也是建立在十年浩劫的惨痛代价之上的。

3.在党与人大、一府两院之间的法律聚焦公考关系上。

他主张建立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并要求把党的组织机关和国家机关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应严格区分开来,党要通过加强各级人民大包大会和一府两院的建设并发挥其功能来实现并加强党的领导,譬如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关系问题的指示》后,董老就以中央政法分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建议要“改进党政关系”。[23]同时,他很早就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之前就不止一次地强调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功能的重要性。[24]另外,早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他就曾提出要图文讲解“使政府真正有权”。[25]

4.在人与法律的关系上。

董老曾系统地分析了人们不守法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并主张要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他一方面提出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详情,另一方面更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先要带头守法,并以此带动人人都能重视法律、遵守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后果将是严重而且影响深远的。之后的历史包括当前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了董老的预断。

5.要注重加强司法机关的建设。

这方面论述较多,董老对此方面的强详情调不仅是从结构上重视,在其功能的发挥及其相关的研究上也较为重视,他多次提到要加强司法机关的职能,包括对中央政法委的设置问题、法院的司法职能和法院的监察职能等等。我们从董老对审判独立的研究上可以窥其一斑。[26]这些分析即使是在当前对我们的研究也颇具指导意义的。

(二)董老自身的政治阅历及其对政治反思的着眼点

董老自身的政治阅历及其对政治反思的着眼点,就是如何使新中国政权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我们可聚焦公考以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董老的对旧政权弊端的深刻认知与反省;二是董老对新政权的殷切期望和关注;三是对政治理想信念矢志不移的追求和坚守。

1.对旧政权弊端的深刻认知与反省。

早在一九二六年,董老在谈及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时就指出:“中国要想求自由解放,除了国民革命以外,除了向帝国主图文讲解义者作猛烈的进攻以外,当然没有更走得通的道路了。”[27]他在一九四一年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发展进行反思时指出,辛亥革命方建立起民主制度便遭摧残的制度性原因,[28]并在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后,他呼吁当时的政治应该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当然这在当时环境之下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建国后,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政权建设,这就面临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政治体制?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详情:要“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但具体如何做到、做好,董老却是有着深思熟虑的。“我们的政权在形式上虽是采取了和原来差详情不多的样子,但实质上是有很大不同的”。[29]这些认识和反思都是建立在董老对自己亲历的“五朝敝政”基础之上的。

2.对新政权政治聚焦公考建设的殷切期望和关注。

董老在革命过程中始终站在与国民党政权斗争与合作的图文讲解第一线,对国民党建立的政治体制及其弊端相当熟悉,因此很早就意识到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的重要性。当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董老指出,“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30]并对其历史地位和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夕的华北政府时期,他就认识到作为我们政权的基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如何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如何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怎样才能使人民真正感觉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是需要很好地研究的问题”。[31]一九详情四九年七月十七日,董必武同志在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的闭幕词中强调: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关注政治现实并研究我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他说,“我们要认真地研究者中国历史中的许多尚未仔细研究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根据每天在发展进行着的社会政治中心的现象,不断地从事研究。”[32]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在即,包括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在内的大规模国家建设事业已经开始,他满怀期望地表示,我们就一定能做好这一切工作。在五天后的七月二十三日详情,董老又具体地指出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建设,新文化和新教育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推进新的社会聚焦公考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强有力的武器。”[33]在一九五一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召开的第一次县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董老强调: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应该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也是“顺利完成诸图文讲解般任务的关键”。[34]这都是董老对新政权建设所做的各种必要的组织和思想理论准备。

3.对政治理想信念矢志不移的追求和坚守。

在解放前夕,董老就对其政治理想有过描述,他说,一百多年来我国志士仁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要推翻对人民专权压迫和超经济剥削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35]在如何实现这一政治理想方面,董老是有着系统思考的,即首先取得政权并运用政权逐渐达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我们要想为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详情,还要采取许多步骤,做许多事情”,因此在“我们得到这个政权之后,一定要维护这个政权,巩固这个政权,发展和建设这个政权,这是达到我们目的的第一个门坎”,而且这仅仅是“第一个步骤”。[36]在巩固、发展和建设政权上,董老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那就是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建构,他指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法律,其形成和发展不仅对摧毁旧基础而且对巩固新基础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不知道运用法律这个武器,无形中就会削弱国家权力的作用。”[37]他进而又强调,在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建设方面,那些必须用法详情律表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应该用法律把它充分地表现出来。正因为有此认识,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才会坚定而充满信心且成为他一生的政治追求,乃至于在九十寿诞时还写诗以明志。[38]其中“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的诗句,正是表达了对这一追求的矢志不移。

 

三、当前政治发展的任务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聚焦公考家

如果在建国之初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能按照董老依法办事思想,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状况就会大为改观。当然历史不容假设,然而董老依法办事思想在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依然有其图文讲解指导价值,因为当前政治发展的任务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一)当详情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环境分析

对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环境的分析,是明确法治国家建设任务的前提。由于基本的人详情口数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39]我们发现,在党的八大召开之时与我们当前这两个时期,我们在法制建设和法治意识方面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变与不变。

1.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形成但政治结构分化程度依然不聚焦公考够。

这是第一个变与不变。变,在于法律体系从不健全变为体系形成图文讲解,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转变。而不变,在于党与其他政权机关的关系上还未根本实现结构上的分化。

在一九五六年,我国法制建设状况有了初步的发展,并根据宪法重新制定了详情一些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各项重要法律和法令。但是整体来说,我们法制不完备的状态还较为明显,“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40]同时还有些条例和管制办法还需要修改和重新制定。而在二〇一详情一年三月,我们宣布多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0年底已经形成。国务院新闻办随后发布白皮书声明我国在各个方面已经实现有法可依,这与解放之初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1]虽然在法学界有人对聚焦公考此还持异议,[42]但与解放之初相比,我国法律已经比较完备且成体系确是不争的事实。

在国家与法律的关系上,奥尔森是主张二者为同一事物的一元论观点,他认为“国家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强制性秩序构成的共同体,而这个强制性秩序便是法律。”[43]可见,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法律的积极功能,尤其是法律在国家政治结构分化上表现出来的意义。对此,董老曾多次强调,党对政权机图文讲解关的领导就是要让其发挥其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作用。“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作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党强化政权机关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党支持政权机关,另一方面是政权机关在受了党的支持之后就会更好地实现党的政策。”[44]因此,他明确指出要把党的机关的政治功能和国家机关的政治功能严格区分开,[45]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二者的“正确关系”,即政治领导、实施监督和干部选拔。[46]董老提倡的党政分开思想在当时并未得以实践。然而,在当前虽然经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政治发展,也曾提出过党政分开,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在跟不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各级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还没有真正完全发挥其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政治功能。其关键所在,就是缺乏相关具有具体操作性的法律制度来规范。

2.社会发展对法治建设的需求日益增强但党政干部的法治观念依然不强

这是第二个变与不变。变,在于社会发展与公民法律意识逐步提高,社会对法治的需求从不强烈变为强详情烈。而不变,在于党政干部的法制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董老所要求的程度。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解放之初相比,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逐步提升。解放初,党在宣传方面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群众的法律意识,这是董老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详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聚焦公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开篇所提到的。[47]后来,董老还注意到当时党政领导图文讲解干部的法律意识也不强,而且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48]从相关情况可以看出,当前人民群众包括维权意识在内的法律意识大幅度提高,与之相处强烈反差的是,广大党政干部却相对落后了。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党政领详情导干部对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有一定了解,而对一般法律的“知晓程度从整体上看是相当低的”。[49]某地一市详情委党校也进行过一次调查,在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中,虽然多数认为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只有39%的领导干部认为“应树立法律至上观念”,[50]但“人情”和“权力”大聚焦公考于法律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党在执政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形成了党内的一系列运行制度和机制,但是有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处理好,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对过去存在的问题所分析的。[51]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违背党的图文讲解宗旨、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诸如土地征用、城镇化强拆等极端事件就与不依法办事有关。[52]

(二)我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是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详情化和法治化

我们当前政治发展的任务依然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而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实现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我们首先还是要明确一下法治国家的内涵。

1.法治国家的内涵在于依靠法律详情治理国家。

之所以发生“文革”悲剧,是因为“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53]因此当前学界对法治国家的研究也较为深入。国内研究聚焦公考普遍认为,我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有重大进展,但总体上还不够完善,必须要通过制度化、规则化和“通过政治文化祛魅推动法治进步与政治发展”,[54] 这种祛魅的途径就是政治的法治化,就像在法政治学的研究中卓泽图文讲解渊所提出的,根据“法律是政治的规则”,[55]通过法律来表达政治意志,调整政治关系,规范政治行为,维护政治秩序,制约政治发展。卓泽渊认为,“法治国家或法治国是指国家法治化的状态或者法治化的国家,是法治在国家领域内和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56]根据董老依详情法办事思想,我们认为法治国家就是通过法律治理国家,法在国家内成为处理各层次和各种关系的准绳。

2.法治国家的基本特详情征是突出法律的权威。

董老多次论及法律的权威问题。在当前的研究中,卓泽渊指出,现代视野中的法治“对于法治国家来说具有目标聚焦公考和过程的双重意义”,[57]在目标意义上,法治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手段;在过程意义上,法治是建立法治国家的路径。因此他把法治国家的特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宏观上以民主完善为前提、以保障人权为标志、以权力制约为表征和以权利实现为特征,二是在微观上以法律至上为原则、以法制完备为形式要件、以依法行政为特征并以司法公正为基本要求。[58]而李步云经过深入研究和总结之后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定位为“现代社会在政治法律制度上的一种模式选择,是近代以来一种最进步、最文明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59]并指出其十个标志,即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政党守法。无论哪种研究,都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有着法治化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最后的归结点都应是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其根本特征就在于突出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

3.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当前党的执政在这方面是高度自觉的,并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现代执政理念。高全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法治与政治的和谐统一,因为法图文讲解治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是一致的,虽然“政治原则尽管高于法治原则,但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的政治目标与法治的限权(国家权力)和维权(个人权利)目标并不存在尖锐的冲突。”[60]通过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以加强并完善党详情的领导与提升法律的权威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实现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就是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详情国家应注意的问题

根聚焦公考据董老依法办事思想,我们认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注意的问题包括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加强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功能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四个方面。

1.加强人大制度建图文讲解设,发挥人大政治功能。

如前所述,董老曾多次强调加强人大制度的建设。因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详情治制度并由它产生一府两院,而且一府两院要向他它负责并报告工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大制度是否完善直接决定着我国政治运行的正常与否。董老也多次强调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其意义也就在这里。党也应该通过人大来执政而不能通过自身领导地位直接来干预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工作,当然这与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是不矛盾的。早在建国初的建政时期,就县乡政权建设问题,董老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建政工作除必须党来领导外,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作较好些。”[61]当然,这是指对政府,对于人大来说,党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人大的工作。实现人大的政治功能是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和体现宪法权威的核心内容。

2.加强司法机关的建设,发挥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司法功能

董老时代的司法机关建设任务主要还是硬件建设,即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培养问题,也主要针对详情的是专业素质方面。因此,董老对司法机关建设的论述较为丰富。而在当前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各级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基本实现了专业化。当前建设的重点应在发挥司法机关的司法功能上,尤其是法院独立审判的功能方面,这在当时也是董老思考的重要问题(如前所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党内曾有一个文件批评了当时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强制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者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或任意调离秉公办事的司法干部等现象,[62]然而这类现象在当前何尝还不存在呢?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实现法院的垂直管理来排除地方主义的干扰,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制度设计的思路。完善司法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体现法律权聚焦公考威的重要方面。

3.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挥党的领导功图文讲解能。

党的领导功能是全面的和宏观的,而非具体的、替代性的。董老曾经分析说,党的领导应当着重注意对全局工作的照顾,注意原则上的领导,注意对中心工作的推动和组织协调力量上的配合而“应避免具体工作上的代替。”[63]他也较为重视党的详情自身建设,曾指出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自身组织的职能。事实上,“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是指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具体的职权范围,有法定的活动程序。”[64]只有自身建设跟上去了,实现了党的领导法治化,党的领导功能才会发挥得更详情好。譬如董老曾提出过加强党对法制工作领导的具体措施,即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问题列入工作议程且党委定期讨论和定期检查法制工作。这在当前来说,也是较具建设性的建议。

4.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法治理聚焦公考念

董老也多次提到党政干部遵纪守法图文讲解的重要意义。如前所述,当前党政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有所提升,但法治理念还未形成。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在结语详情中所指出的,虽然在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同时也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因此,刘作翔认为,当前及以后阶段,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战略重点应该转移到法律实施的广阔领域且法律实施应成为今后中国法制建设的重点。同时他还指出,法治理念在法律实施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在当前“中国法律实施的最大障碍是规则意识的缺乏,也是目前法律实施不甚理想的主要症结”。[65]然而,当前人们对当前党政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状况的评价都比较低,认为他们在依法办事问题上与依法治国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希望党政干部能够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66]对于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董老严正指出必须努力设法加以清除,对于忽视这一工作的后果他也曾作过预言,“现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方法着手清除,而等待以后去清除,那就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损害将会更大。”[67]这也给我们当前提升党政干部的法治理念再次提出了警醒。

综上所述,董老依法办事思想的价值取向是法治国家的构建,这对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有着详情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详情,第353页。

[②] 同图文讲解上,第352页。

[] 沈宗灵:“著名学者论依法治国(一)”,《法学》,1997年图文讲解第10期。

[④] 王怀安:《我国法治的先驱和奠基人》,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聚焦公考集》,人民法院出版社图文讲解2001年版,第聚焦公考25页。

[⑤] 熊先觉:《董必武的法治思想与实践》,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二辑),人民法院出版详情社2003年详情版,第49页。

[⑥] 同上,第详情50页。

[⑦] 潘爱国:《论董必武法治国家观》,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二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图文讲解,第152-172页。

[⑧] 胡昌泰:《董必武的法治国家观与新时期的依法治国》,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二辑详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详情,第173页。

[⑨] 《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载《董必聚焦公考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聚焦公考218页。

[⑩] 《关于详情<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说明详情》(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载《董必武法学文详情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图文讲解版,第166页。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图文讲解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详情,第389页。

[12] 同详情上,第350页。

[13] 陈守一、蔡定剑:“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聚焦公考法制的中心环节——《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学习笔记”,《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一辑),人民法院报详情社2001年版图文讲解。

[14]《在全国检察业务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载《彭真文选详情(一九四一-一九九〇》,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266页。

[15] 同上,第267页。

[16] 同上,第271页。

[17]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依法办事与紧跟形势、法律人才、独立审判、党法关系等问题上还有所丰富,有所发展。张愍:《从董必武倡导法治到江华践行法治》,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七辑),人民法院报社2008年版。第298页。

[18] 庄汉:《董必武法制思想与当代依法治国理念之关联》,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二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聚焦公考版,第135-139页。

[19] 参图文讲解见.江泽民在董必详情武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详情上的讲话,199631

[20] 譬如,在第一辑的《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中涉及到聚焦公考依法治国的文章有王怀安的《我国法治的先驱和奠基人》、沈宗灵的《董必武关于法制的思想》、刘瀚的《弘扬法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刘海年的《依法治国典范永在》、张愍的《董必武法治思想初探》、杨润时的《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丁慕英的《学习董老的法制思想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莫洪宪和汪习根的《论董必武的法治观》、费春的《论董必武的法律权威观》、米健的《依法治国依法治政》、苏亦工的《开国前后的民主法治构想及其中辍》、韩大元的《董必武宪政思想初探》,在《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二辑)中涉及到依法治国的文章有梅雪的《董必武与依法治国方略和实践的历史发展》、孙国华和冯玉军的《论董必武的法治文明观》、崔敏的《注重体制创新实现依法治国》、熊先觉的《董必武的法治思想与实践》、胡盛仪和何克祥的《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庄汉的《董必武法制思想与当代依法治国理念之关联》、潘爱国的《论董必武法治国家观》、胡昌泰的《董必武的法治国家观与新时期的依法治国》、赵文魁的《董必武关于党与法治关系的论断》、李林和肖君拥的《董必武的民主宪政思想及其理论逻辑》、朱最新的《浅论董必武的宪政思想》,在《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五辑)中涉及到依法治国的文章有吕伯涛的《董必武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思想研究》、帅巧芳的《董必武之政党与司法关系论》、张顺革的《董必武司法独立思想及其改革》、戴小明的《论司法独立及其制度保障》、汪庆红的《论董必武的司法相对独立思想》、张向阳的《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执政》、邱萍的《董必武执政法治思想初论》、胡盛仪的《试论董必武关于加强政权建设的思想》、孟庆超的《浅析董必武对政治与法制()关系的认识》,在《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六辑)中涉及到依法治国的文章有胡云腾、黄斌的《董必武同志法治理念概论》、杨红的《董必武法治思想探讨》、林育胜的《浅谈董必武主要法治思想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图文讲解设》、刘茂林和陈新的《董必武党详情法关系观研究》、关天国的《董必武的法治思想与依法治国的新思考》、宋毓均的《从依法办事依法详情执政》、董颖的《浅论董必武的法治文明观》、曾亚平的《论董聚焦公考必武政权建设思想中的民主法制观》,在《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九辑)中涉及到依法治国图文讲解的文章有刘海年的《从有法必依宪法法律详情至上》、刘蜜的《董必武法制思想的价值及其现实意义》、占云发和叶蕾的《浅析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对于加强宪政建设的启示》、任舒泽的《董必武与华北人民政府的民主法制建设》,等等。

[21] 《论新民主主聚焦公考义政权问题》(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聚焦公考218页。

[22] “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详情需要来说,或者是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的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见《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详情,第346页。

[23] .《董必武详情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详情,第379页。

[24] “人民代表会议如能开好,应当使它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目前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应以开好县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关键。因为县以上的省级人民代表会议,一般都开得好;县以下的区、乡级人民代表会议数目太多上级领导不易照顾得周到。如能开好县级人民代表会议,那对开好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就能起到模范和领导的作用。”见《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详情版,第95页。“这样人民权利的充分发挥,将更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更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更加完备,更加巩固,使我们国家的各项建设计划的实现也就更加有了充分的保障。”见《关于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图文讲解表大会问题》(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图文讲解333-334页。

[25] 他还指出,“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组织系统”。见.《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一九四详情〇年八月二十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详情,第2页。

[26] 董老图文讲解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拟定了《关于“审判独立”问题的研究提纲》,提纲内容包括:(一)必须使司法干部对“审判独立”的概念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二)“审判独立”词汇的来源;(三)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采用三权分立的情况;(四)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除法国一八七五年宪法和某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宪法外,都有“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法院独立”或“审判员独立”的文句规定;(五)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审判独立的条文很不相同,表达的概念并不一致;(六)为什么社会主义各国宪法都规定有“审判独立”的文句,最基本的意义是法院专门干审判工作,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参见.《董必武年详情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聚焦公考版,第478页。

[27] 《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详情2页。

[28] 《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载《董必武选聚焦公考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聚焦公考,第74页。

[29] 《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一九四八年十图文讲解月十六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图文讲解,第217页。

[30] 《人民的世纪,人民的会议》(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聚焦公考版,第199页。

[31] “怎样充分发扬民主,开好人民代表大会,使之成为我们政权的基本制度,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既有民主又聚焦公考有集中,使人民真正感觉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调动其更大的积极性,是需要很好地研究的问题。”见《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聚焦公考,第220页。

[32] 《团结起来,发展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33] 《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详情会议筹备会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34] “因为人民代表会议如果开得好,就能广泛地动员人民起来管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事务,就能使广大人民积极地和我们一道去完成当前诸般工作任务,同时也使广大人民能监督我们的工作,批评我们工作的缺点,以便及时加以纠正。所以我们说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是顺利完成诸般任务的关键。”见《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35] 《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1945年的中共七大就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图文讲解中国。董老的政治理想当然与之是一致的。

[36] 《论新民详情主主义政权问题》(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37] 《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38] 董老在人生暮年且图文讲解重病之下,还提笔写下了他生前最后一首诗《九十初度》(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其内容是:“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39] 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总详情人口在1956年年末约6.28亿,自然增长率为详情20.5‰;这一数字在1982年分别为聚焦公考10.17亿和详情15.68‰2010年分别为图文讲解13.41亿和4.79‰;到2011年末,我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达到51.27%,在绝对数量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国民经济发展上,我国国民生产详情总值(GDP)在1956年为聚焦公考1028亿元图文讲解, 2011年则约为47.16万亿详情元。

[40]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41] “从1949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颁布实施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详情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工会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及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组织、民族区域自治和公私企业管理、劳动保护等一系列法律、法令,开启了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聚焦公考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立了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1956年,中国共产图文讲解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家必须根据需要详情,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此后详情至1966文化大聚焦公考革命前,中国立法机关共制定图文讲解法律、法令130多部。”“60多年详情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2010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以宪法详情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201110月)。

[42] 童之伟:“公权力应做依法办事表率”,《第一财聚焦公考经日报》(第T38版),20111115

[43]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44] 《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一九五一详情年九月二十三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45] 同上,第110页。

[46] “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 《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47] 参见图文讲解.《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48] 他指出“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队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 见《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49]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用于测试的题目仅限于各个部门法中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和规定,但答题详情的总正确率仅为44.3%。调查结果也表明领详情导干部对一些起码的宪法知识缺乏了解,在回答“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时”,只有48.26%的人选择了正确答案“单一制”,却有50.87%的人选择了“一国两制”;当问聚焦公考及“我国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犯,能否直接请求司法保护”,只有33.91%的人选择了正确答案。被图文讲解调查者中仅有1/3的人知道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于1982年。刘丹:《部分领导干部宪法意识调详情查》,载《北京日报》,20041115

[50]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人情大于国法的现象”的提问,非常同意和同意的竟占到52%;对于“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效力大于红头文件”表示认同的只有23%;对于详情执法者来说,面对上司的干预,只有46%的表示能聚焦公考继续坚持依法办事,54%的选择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个面子而在办事时违心地打点折扣。王晓林:《蓬莱市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意识的现状与法治理念的建立》,参见.蓬莱图文讲解政府网站,http://www.penglai.gov.cn/cn/llyd/kf30n/301.htm2012928浏览。

[51] “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并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详情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1015日。

[52] “近年来,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城市管理等过程中,之所以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违规操作、粗暴执法甚至滥用强制手段是重要原因。”参见.《让依法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四论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详情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第1版),2011117

[5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54] 施雪华、刘耀东:《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研究综述》,载《西北大学学报聚焦公考》(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图文讲解第3期。

[55] 卓泽渊:《法政治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56]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详情》,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57] 同上,第30页。

[58] 同上,第57-82页。

[59] 李步云:“法治国家的十条详情标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图文讲解第1期。

[60] 高全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于宪法聚焦公考学的视角》,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详情第1期。

[61] 《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信》(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载《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董详情老在《给中共中央华北局饶漱石的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中具体指出:“华东局如要加强县乡建政工作,最好是指令省以下各级党委挤出时间来讨论党领导政权机关如何才能使它强化,检查督促政权机关中党组及党员的工作和组织专门小组研究县乡建政等问题。只要党委注意政权机关的工作,仿照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的方式来领导各级地方政权机关,各级政权机关就有可能发挥其应有的相对独立的作用。这样做,不仅加强了县乡建政工作,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也加强起来了。”第314-315页。

[62]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

[63]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64] 匡克:《论法治国家与聚焦公考党的领导法治化》,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

[65] 刘作翔:《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战略转移:法律实施及其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

[66] 相关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官民双方在有关官员能力的评价和判断方面,认知大相径庭唯有在“官员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能力”这一问题上,官民双方认知高度一致,有62.2%的官员和66.3%的民众认为官员最需要详情提高的能力是依法办事的能力。参见游劝荣:“关于依法办事能力的‘小题大作’”,《领导文萃》,2012年第13期。

[67]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2014年08月12日

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角度浅析 董必武“依法治图文讲解国”远见思想
对“依法办事是加强详情法制的中心环节”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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